当我读完史明智（RobSchmitz）写的这本《长乐路》，发现书中的几家人跟我当时所住的地方仅几墙之隔。这个街区短短的几个路口间，显露或埋藏着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命征，道路侧身长出的弄堂枝蔓，仿佛是不同的动物内脏缠绕在一起，不同粗细、不同气味、不同的消化与代谢，情调满溢的林荫道与潮湿后巷只有在高空俯瞰时才会人让们意识到它们错综复杂的紧密相连。但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居住生活史并不是让我对这本书产生强烈认同的原因，《长乐路》的价值恰恰来自于上海想象的反面，它其实不是一支对逝去街道的挽歌，而是一次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与个体灵魂的觉醒之旅。

从书中“陈市长”的麦琪里到花店赵女士无处安放的身份，从五十年前王家一盒寄往青海的旧信到葱油饼冯叔之妻傅姨的“盖网”发财梦，从CK二楼的三明治店到他的博罗威尼手风琴或佛寺礼拜，到没有一本其他以这座都市一角为切口的作品敢冒险同时涉及这些焦点似乎并不一致的“敏感”议题，这里的敏感并非真的指审查上的限度，而是更有意指向不同时代、身份与阶级之人如此同一性的精神失散，一心怀揣梦想或不知为何受苦，这些人的反抗或认命似乎来自同一种情感机制对世界的反应，由此，长乐路的真正魅力在于对这些毫不相干的、并非都始终光鲜的隐藏事物的真正理解，这种理解不是藏在官方史料或海派作家的风花雪月故事里。

时代的全息性存在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现实中的平淡个体身上，要看到并传达这种复杂而生动的合一性，必须要求作者在意识形态上始终保持警觉的游离和深刻的洞察力，并同时敏感、纯良和具有同理心。这本书在翻译引进成中文版时，经历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出版局、编辑部和作者之间进行着中国特色的合作，不论如何，中文版依然最大限度上地保留了史明智的写作核心。

在全书开篇第二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作者回忆了九十年代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农村的所见，“在乡镇的边边角角，亮红色打字的手写标语提醒着村民‘女孩也是人’，这是针对农村家庭一贯以来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而私杀女婴的警告”，乍一看，这样的记录无足轻重，尤其对于一个西方外来者而言，引起震动无可厚非，但这段插叙引来的同章节下文却是他跟他的本地朋友老康进入被保安、钉子户和野猫共同看守的麦琪里废墟中的经历，相距农村反重男轻女政策二十年之后，是一场上海市中心由“旧区改造”变身为“土地储备”的强迁事件永无止境的尾声。

刷着世博会标语的高墙后，孤立、残破、悬置与无人问津，而《做可爱的上海人》的文明手册中的文字被不断穿插引用，甚至被拿来与19世纪末在美国出版的《绅士礼仪手册》做比照，当年曾帮助纽约成功举办了两届世博会的美国城规建筑师罗伯特·摩斯在纽约街区的手笔也如同是麦琪里事件的翻版，意识形态话语所形成的相似的迷宫幻影在作者时空错乱的经历中反而开始变得清晰扼要，这是史明智敏感的地方：“杀女婴”的标语时空穿越，似乎以一种更为求得所需、更为温柔美好的方式出现在现代城市生活的围墙上。他写道：“十五年后，当我携家带口、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时，所感受到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快要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从我们的公寓望出去，一栋栋高楼大厦横空出世、闪闪发光，连延成一条参差错落的天际轮廓线。不变的是政府传达指令的方式，始终突出，始终醒目。一派欢腾的宣传海报显然要比年代的宣传标语讨喜不少，但两者的本质并无二致：提醒人们在今天的中国，何为对错。杀死女婴是有罪。城市生活是美好的”。这“并无二致”的关联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连接关于两句本不会引起辩驳的肯定句之间的巨大问号，在这被给予的二手话语之前我们所信奉的话语，又是什么？

“一盒信”的故事在全书中最具有现实主义的残酷色彩，一叠装在一个旧皮鞋盒子的信件，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光阴，信件从上海发出后被送到三千多公里外的青海劳改农场，最终却在离写信地相隔仅两个街区的旧货店里被史明智的朋友发现，在本书延续此故事的“家”一章中，史明智亲自把这一袋脆如伤口的旧信带到美国，转交给王明的儿子王雪松，在看着他读信的时候史明智写下当时自己内心的感受：“我想象着刘妈妈在上海静安的弄堂口哭泣的场景，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个陌生男人会把母亲弄得如此伤心。我试着在脑海中描摹那个官员的形象，他在决定是否因为拖欠房租而把眼前的女人和孩子们送去死地，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怜悯？还是因为那个漫长一天的黄昏，他筋疲力尽，不想费力再填写一堆文书？无论因为什么，正是他再那一瞬间做出的决定，让王雪松和我在五十年后有机会坐在世界另一端的图书馆里聊天。”作者“试着在脑海中描摹那个官员的形象”，他提出了一些想象的可能，但“无论因为什么”——历史原因永远是个谜团，且个人的任何一丝先前的情绪涟漪或微小意外都会导致如今站在这套因果链上的自己的命运与感受的形成，当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如梦般的现实，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当年信件中的文字，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变化时，人于历史境遇的煎熬无非就是一场噩梦暂时告一段落：“回家后，我洗菜做菜，吃早饭，七点半去上班。姐姐们轮流准备午饭晚饭，喂小雪松。经过了长期的锻炼，孩子们已经能安排读书和家务的时间，从不迟到或缺课。由于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讲究饮食卫生，所以很少生病，身体都很好。”“三年来为受自然灾害影响，对于每天三餐当不能温饱。我们上海人对于粮食，也早日希望今年丰收总可以改善些。”“现在弟妹已把小女儿送给余姚农村的一户人家做养女……我因能力不及，否则绝不肯将亲侄女送于人家。接此信后，请你不要以此为念，全心全意争取自己前途，早日获得政府宽大，提早新生。”其实家人并不清楚，遭受反右打击被送至青海劳改农场的王明一代人条件之艰苦，他们让自己活下去的方法，只有偷取食物，并且在被抓住前迅速吃完，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有人靠吃虫子、老鼠和动物排泄物存活下来。史明智后来找到了和王明同在青海改造的狱友魏教授，聊到了现在“中国梦”的这一说法，魏教授发表了不置可否的看法后却又说了一句：“我们正走在一条没有灵魂的路上。”这句喃喃自语，就是噩梦送给他们唯一的礼物。

在全书尾声中，面对始终激情四溢的傅姨，那些半文不值的传销金融产品等待着所谓伦敦证交所上市、大妈们在地下教会的社交网络、保健品传销的根深蒂固、那些永不停歇地对再次回到丰饶阿克苏的期盼与瞻望，冯叔无法、似乎也无理由做出任何举动，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连接，只有在各自的幻想和责难中，勉强构筑着看似最亲密的关系，时刻激昂的傅姨似乎是一种意识形态进化出的新形象，热情正能量、对机会与富裕的无尽追逐。

傅姨和冯叔也许不够像王家故事那样震慑人心，也许不够像CK或赵女士的故事那样更易触及，但傅姨和冯叔的生活却最足够彻底反映着中国城市生活的当下现实，对这种最小单位却最大辐射的现实形象的描绘，其深度已远超过那些麻木千篇的法制报道与新闻特稿。“表面上，这对夫妻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套小公寓，微博的退休金，周末子孙探望），但底下，却充满着欺骗、心碎和贪婪”，史明智如此精准地写道，无需赘言。

在长乐路生活的这八年，史明智和这些书中人共同品尝着温情与心碎，那些实际内心信奉着美国梦的文化圈人士轻描淡写评论道“从感性的个人生活入手只是那些美国和平队惯用的写作套路，他毕竟是外国人视角，没见过以前真正的长乐路……”的人，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百分百地投入过生活过，是否愿意清醒地、毫不自我欺骗地活着真正的当下现实中。

撰文：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