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生产经济的不同。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依靠大自然的供给，从事单纯的狩猎、采集活动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应该就是对这一时代的描述。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慢慢改变了获取生活资源的方式，即由单纯的掠夺型经济向一定程度的生产型经济过渡,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次革命。

农业的产生原因除了自然环境、人口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掌握了部分动植物的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从而产生了最早的农业栽培和家畜饲养，使人类的定居生活成为可能。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原始手工业也有了很大进步，这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但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采集和狩猎经济却并没有完全退出人类的生活，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依然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时代越早，它们的比重就越大。

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较早阶段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采集狩猎经济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手工业在当时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有了进步。

磁山文化的社会经济

磁山文化的先民已经处于定居的生活状态。从遗物和遗迹来看，当时他们的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狩猎采集经济在他们的社会经济中依然占有很重要的比例。农业在磁山文化的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从其遗物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磁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斧、铲、锛、镰等打制或磨制石器。其中石斧主要是用来砍伐树木，磁山文化石斧比较厚重，两面磨刃，可能装柄使用，也不排除直接使用。

石铲主要用于翻地，也可能用于挖掘灰坑，石铲相对于石斧而言，其质量比较轻薄。石斧和石铲的装柄方法可能是在木柄一端凿一孔，将斧或铲直接插入并固定。其中有个别石铲两侧有缺口，其装柄方法可能是用绳将其固定在木柄上使用。

磁山文化中发现的石锛和石凿可能为加工或劈砍树木所用。石镰、石刀应为收割谷物工具，但其用途可能还包括采集野生植物的根块和果实。

此外，在磁山文化中发现有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应是加工谷物的工具，但也不排除用于对采集来的植物果实进行加工。除了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外，磁山文化相关遗存中还发现一些骨铲、蚌铲等农业生产工具，不过其数量比较少，在整个磁山文化生产工具中占最大比例的还是石器。

根据磁山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斧、铲、镰、凿、锛、磨盘和磨棒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在整个石质生产工具中占的数量非常大，其他用于狩猎、采集的工具数量则非常少，具体情况参看表九。在个别遗址中发现有角质生产工具如臿、曲尺形器等。这些发现表明，在当时磁山先民的生产活动中，农业生产占有一定的比例。

从遗迹方面来看，在磁山遗址第一次发掘中就发现88个粮食窖穴，以后的发掘也发现不少堆积有粮食的窖穴。这些粮食经鉴定为粟，这些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粟的野生祖本是狗尾草，经过人工栽培而成为粟。

磁山遗址出土的粮食堆积有很多为黍，也就是说，磁山遗址的粮食是以黍和粟为主的，这两类农作物一直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但是这些粮食应该不是一次性储藏起来的，而是几百年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积累起来的。

从以上来看，磁山先民从开荒除草、翻挖土地、收割谷物直至加工粮食，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这反映了磁山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用于砍伐树木的石斧发现数量最多，说明当时的农业仍然没有脱离刀耕火种的阶段，可能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向锄耕农业阶段过渡。在北福地遗址的祭祀场内发现有一件大型的石耜，通体磨光，应为祭祀农神或地母神的专门祭器，带有明显的农业文明特征。

磁山遗址的一些窖穴粮食堆积之下埋有猪、狗等动物，其也应该是祭祀和农业有关的神灵。这些都反映了农业生产在磁山先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农业经济已经在当时磁山文化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也出现了。收获的粮食除了供应人们食用外，还有了一定的剩余部分用于饲养动物。

手工业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磁山文化的手工业主要体现在制陶业、石器制造业、骨角牙蚌器制造以及纺织、木作等方面。首先，磁山文化的制陶业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相比，水平已有所提高，如陶器烧制温度相对提高，陶器吸水率有所下降，泥质陶占有了一定的比例。

但总体上看，磁山文化制作陶器的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主要表现为陶胎厚薄不均，火候偏低，陶器全为手制，器形不规整，器物种类不丰富，夹砂陶占有较大的比重等。

裴李岗文化的社会经济

裴李岗文化先民也已经处于定居的生活状态。从裴李岗各相关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遗物以及遗迹来看，他们已经属于农耕聚落，农业在他们的社会经济中已占有很大的比重，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采集狩猎经济依然占有一定比例。

在裴李岗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包括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石凿、石锛等，还包括一部分蚌镰。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石器占大宗，骨角牙蚌器数量很少。石质工具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斧、铲、镰、磨盘、磨棒、凿等占的数量最多，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裴李岗文化中石铲发现数量最多，其主要用于翻地，有一部分石铲留有双肩，表明其使用方法是用绳索将石铲捆绑在柄上，另一部分长条形石铲应是嵌入木柄一端的孔中使用。当然也不排除直接用手使用。石斧主要是砍伐树木的工具，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可见当时裴李岗先民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脱离“砍到烧光”的火耕阶段。

裴李岗文化的石镰很有特色，其刃部为锯齿状，这很利于收割。石镰后部多有缺口或穿孔，这可能说明当时石镰是装柄使用的。磨盘和磨棒则主要用于谷物的加工或野生果实的脱壳。

这就表明裴李岗文化先民已经有了一套农业生产的完整工序，即砍树开荒、翻地耕种、谷物收割、粮食加工。证明当时的农业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仍处于火耕农业阶段向锄耕农业阶段的过渡。

裴李岗文化先民的粮食作物，主要发现了粟、稻和黍。如沙窝李遗址地层中发现了一片密集的像粟粒一样大小的炭化颗粒。在许昌丁庄遗址中也发现有炭化粟粒。

贾湖遗址还发现大量的水稻遗迹，这些水稻经过鉴定，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之中的、以粳稻型特征为主的栽培稻。近来唐户遗址发现了稻和黍，经植硅体分析，该遗址的水稻已经呈现了栽培稻的特征，应属于黍稻混作农业模式。

通过对裴李岗、莪沟、石固等遗址的禾本科植物淀粉的分析，也发现了粟或黍。由此看来，裴李岗文化的农业发展程度已经有很大的提高。

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家畜饲养业的出现。裴李岗文化中发现了一部分猪骨、狗骨，同时还发现了一些陶塑的猪、羊等动物形象，这些塑像是对现实物长期观察的结果，表明当时猪、狗、羊可能已经被裴李岗先民所驯养，贾湖遗址可能还已经饲养了水牛、黄牛。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了发展。裴李岗文化先民的手工业主要为制陶业、石器制造业、骨角牙蚌器制作、纺织业和木作业。从制陶业来看，裴李岗文化相关遗址发现了一些横穴陶窑，这说明当时的陶器应是装窑封烧的，表明其烧制技术有了一定的进步。

在贾湖遗址，有的陶窑周围还有淘洗池和晾坯棚，这反映了当时的陶器生产已经有了专门化的发展趋势。裴李岗文化的横穴窑有火口、火道、窑室等组成，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横穴窑，这为以后陶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烧制火候为度以上，陶质较粗糙，其制作方法皆为手制。总体上看，泥质陶所占比重较大，绝大多数陶器器表光素无纹，也有部分陶器有纹饰，主要为篦点纹、坑点纹，还有部分的为乳钉纹。

陶器的种类大体上较为简单，主要包括壶、鼎、罐、钵、碗等。这些都反映了其陶器制作技术相对落后。裴李岗文化的石器分为打制石器（包括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部分琢磨兼制石器。

其中磨制石器数量最多，而且大部分石器磨制的非常精细光滑，有些石器上已有了穿孔，可见裴李岗文化的石器制作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

裴李岗文化的骨角牙蚌器也发现不少，制作比较精细，有的器物上还有了穿孔，反映了较高的生产水平。从裴李岗文化相关遗存中发现的少量骨针和陶纺轮、纺锤形陶器来看，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出现，只是发展水平可能还比较低下。

裴李岗文化发现的石斧、石锛、石凿以及房址周围的柱洞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有了木作业。在裴李岗文化遗存中发现了骨镞、石弹丸、骨鱼镖、石网坠等渔猎工具。同时还发现有鹿科动物、牛、兔、鱼类、龟鳖、蚌、野猫、螺壳、鸟类、獾等骨骼，这反映了裴李岗先民对动物的捕获范围比较广，捕猎和渔捞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活动。

同时，裴李岗文化还发现许多梅核、酸枣核、桃核、栎树种核炭化物，还在个别遗址发现有山楂、葡桃核等。这说明当时的采集也是裴李岗先民获得食物资源的一个重要方法。

结语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同样，中国的文化也是由多个文化汇聚而成的。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因而各地发展起来的文化也是各有特征。整个中华文明就是由各地的文化不断凝聚、融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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