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猫

高老头的巴黎动物园可怜虫和高

发布时间:2023/5/16 1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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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运用了如此多的动物性比喻,其目的除了讽刺人性中的兽性,更是为了反映残酷的社会事实。

19世纪的法国正是金钱至上的时代,整个社会是装满蜘蛛的瓶,是生满癞蛤蟆的池塘,是乱遭的蜂房。这便是金钱社会的本相:法律跟道德对有钱的人全无效力,财产才是金科玉律。人在社会大染坊的浸染下“成为动物”,其对金钱的追逐便像是动物对猎物的追逐,人性的堕落、腐化和异化在一个个动物性比喻中凸显出来。这是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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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家思想溯源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

《人间喜剧》这个意思的起因是人类和动物的一次比较。……社会和自然相似。社会不是按照人展开活动的环境使人类成为无数不同的人,如同动物之有千殊万类么?士兵、工人、行政人员、律师、有闲者、科学家、商人、水手、穷人、教士之间的差异,虽然比较难于辨别,却和把狼、狮子、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区别开来的差异,都是同样巨大的。因此,古往今来,如同有动物类别一样,也有过社会类别,而且将来还有。

在这里,作者明确把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相比较,原因在于他对于社会持久的观察后形成的独特认识。《高老头》中大量比拟的出现是作家深思熟虑的产物,它们负载着作家对于人物的情感,读者在作家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可以强烈地体味到其中的感情色彩。

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有理智(神性)、情欲(兽性)和感情(人性),但唯其是人,当理智、情感弱化或转化,而情欲异常强大进而发展为“绝对情欲”时,如高老头畸形的父爱,人曲的精彩便超越了神曲或兽曲。正如作家自己所说:

动物彼此之间惨剧很少,混乱也不常发生,它们只是互相角逐,没有别的,人们也相互角逐,可是他们多少不等的智慧使战斗变得特别复杂。

这也许是作家将人比拟作动物的深层原因。

综上所述,巴尔扎克在思想上已完全具备了营造巴黎动物园的基础。

海德格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三个命题:人是形成世界的,动物是缺少世界的,而石头是没有世界的。“缺少世界”不是关于动物比人低级的评价,而是意味着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一种特有的开放性,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抑制可能性的开放。动物被赋予的能力,注定要以特殊的、被规定的方式将它们和环境连接在一起,于是动物的能力就只能是本能的。

“成为动物”的过程不是以某种“主体意识”为基础而进行的过程,人始终是被动性的产物。

处于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巴尔扎克,看到了巴黎社会的黑暗腐败,看到了“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深入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和人际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如“动物彼此之间的相互角逐”。金钱是人类相互吞食的罪魁祸首,是极端的利欲把人类变成了动物。

因此,个人的经历和社会的丑恶激发了他愤世嫉俗的思想,促使他细致地描绘人类地动物性甚至于兽性,因而运用一个完整的动物性比喻系统来比拟人类,以更充分地暴露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罪恶。

《高老头》所体现出的人与动物的未区分状态,人的生存样态未剥离动物阶段,在文本上就体现为人与动物的多重比喻,一些缠绕的、近乎否定的句法呈现出怪诞的氛围。

二、《高老头》——巴黎动物园

在《高老头》中,用动物来拟人是一种反复使用的修辞手法,小说中出现的用以拟人的动物多达四十种,人在无数比喻中“成为动物”。

一方面是溅满污泥的阴惨的画面,人物的脸上只有被情欲扫荡过的遗迹;另一方面是最高雅的社会的新鲜可爱的面目,个个年轻,活泼,有诗意,有热情,四周又是美妙的艺术品和阔绰的排场。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动物性的特征。

苦难与奢华的对比,不过是可怜虫与高等野兽的细微差别。

概括起来,小说中对人物的动物性比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受压迫型的动物性比喻——本体和喻体的处境相似;二是贪婪型的动物性比喻——本体和喻体的品性相似。两种比喻在巴黎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体现,二者的成因都可归结为社会这装满蜘蛛的瓶、生满癞蛤蟆的池塘、乱遭的蜂房的浸染。

逐渐消逝的人性,使得格式化的躯体变成一座飘荡的空城,或是空白的底片在暗室与自己重逢。

(一)伏盖公寓——可怜虫

墙上的石灰老是在剥落,阳沟内全是漆黑的泥浆;公寓散布着一种闭塞、霉烂、酸腐的气味;公寓里尽是被精神的或肉体的痛苦磨得色如死灰的脸相,不为巴黎的漂亮人物所知晓。这里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会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伏盖太太“喂养”着这群可怜虫,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吃饭,高兴时,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所有“动物”都在这片空旷又稠密、干燥又潮湿的大草原上像蚂蚁一样讨生活。

1.高老头:

高老头是蜗牛,是野狗,是驴,是老虎,是马匹,是野兽:

一条蜗牛,一个人形的软体动物;他盲目的感情把他像狗一样的本能发展到出神入化;脾气僵得像匹驴;像老虎一样,恨不得把两个女婿吃掉;住的屋子臭得像马房;像野狗一样地死;发出些不成音的哀号,犹如野兽表示极大的痛苦……

高老头与“狗”的共性是软弱和卑微,因为他注定要被两个女儿敲诈,不求回报,不畏牺牲,到临死时候都不能改变这一孤苦伶仃的处境。从这些比喻之中可以看出作家对这个暴发户资产者个人地不幸,有同情可怜,更包含着嘲笑斥责。

“成为动物”的最终结果就是死亡,“成为动物”的“推动者”把生命的一切行为都吞噬至死亡,而这“推动者”不是任何人、任何动物,只是弥漫在巴黎社会中的宿命。高老头的死在“成为动物”的过程中达到了高潮:

下半个脸还好,上半部的线条统统望脑门那边吊上去了。那古怪的眼神也显得血浆已经进了脑子。你瞧他眼睛不是象布满无数的微尘吗?……老人骨瘦如柴的身上除了安放许多水蛭以外,又要用水罨……抽搐的脸上有一种病态的快乐的表情……喜怒哀乐的意识消灭了,只有生与死的搏斗还在他脸上印着痛苦的辬记……

高老头的身体甚至不是一定程度上活人到死尸的变化,格式化的躯体早已变成一座飘荡的空城,水蛭从高老头的身体得到营养,同时使高老头的身体不再是“人”的身体,而变成异己的、外在的东西,他无法再与自己的身体构成“同一”。

2.欧也纳·特·拉斯蒂涅:

欧也纳·特·拉斯蒂涅是小鸟,是狗,是鹰,是黄雀,是鱼,是鳗鱼,是蜜蜂:

用家长寄来的钱打扮之后,从前没有羽毛的小鸟如今长了翅膀;没有钱的大学生拾取一星半点的欢娱,像一条狗冒着无穷的危险偷一根骨头,一边咬着嚼着,吮着骨髓,一边还在跑;他对于特·鲍赛昂太太,像一只鹰在平原上想把一头还没断奶的小白山羊抓到窠里去;乐得像黄雀而非皇帝;是待上钩的鱼;在上层社会像鳗鱼一般灵活;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

伏脱冷将拉斯蒂涅比喻为“老鹰”,形象地解释了拉斯蒂涅的野心和贪欲,是贪婪型的动物性比喻。曾是一个质朴善良的发学生,在接受了“人生三课”的教导和巴黎上层社会大染缸的浸染之后,保有的人性逐渐消退。拉斯蒂涅作为伏盖公寓和上层社会的中间人,嘴里吃着伏盖太太的饭菜,心里爱着圣·日耳曼区的山珍海味,然而他不知上层社会人的本质也是动物性。

在一个社会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还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好呢?即一个社会人,要用什么代价去换取一种体面生活才是合适的呢?若社会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并给这片大草原中的人增添了“动物性”,拉斯蒂涅的野心还应被谴责吗?

不尽量夸张锱铢必较的贫穷,谁会为资本干活?谁会朝九晚五地挤进生活的罐头?谁会像个傻子一样歌颂掠夺?那近乎麻木的野心跟金钱至上的社会本相脱不了干系。

3.其他住客:

伏盖太太是鹦鹉,是耗子,是烤鸡,是牛肉,是猫:

中间耸起一个鹦鹉般的鼻子;像教堂的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她的与高老头结合的念头仿佛一只涂满油脂的烤竹鸡;为高老头打扮之后像是爆牛肉饭店的招牌;疑心比猫重……

这几处比喻可见作者对伏盖太太的厌恶,将其描写为一个势利、贪财、恶毒的小市民,靠着榨取房客的血汗而养肥自己。

老姑娘米旭诺是枯骨,是蝉,是长条虫,是毒蛇:

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繐子零零落落象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枯骨上面;尖利的声音好似丛林中冬天将临时的蝉鸣;这个没有血色的老姑娘,就像那些长条的虫,梁木都会给它们蛀空的;把全体房客毒蛇似地扫了一眼……

波阿莱先生是火鸡,是猪肝,是驴,是老鹰,是臭虫:

绕在火鸡式脖子上别扭的领带;脸变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这家伙好比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老鹰一般大有绅士气派;臭虫一般干瘪发臭……

波阿莱先生和“驴”的共性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受磨坊主的压迫,同样地波阿莱先生一生也受到社会的压迫,这样的受压迫型的动物性比喻揭示了平民百姓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资本家的极度剥削和压迫,麻木而无动于衷。读者也可以通过联想去体为作家的厌恶之情,二人见财起意,出卖邻居,终于激起公愤,被逐出公寓,当二人灰溜溜离开时,米旭诺还用毒蛇般的眼睛扫视一遍房客们。

维多莉是野鸽:

说些柔和的话,好似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叫喊仍然吐露着爱……

伏脱冷是狮子,是恶魔:

血像狮子的一样滚烫;眼睛像野猫一般发亮;狮子般抖擞一下,大吼一声;他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典型,代表整个堕落的民族,野蛮而又合理,粗暴而又能屈能伸的民族。一刹那间高冷变成一首恶魔的诗,写尽人类所有的情感,只除掉忏悔。他的目光有如撒旦的目光,他象撒旦一样永远要拼个你死我活……

在伏脱冷的口中,以伏盖公寓住客为代表的这群巴黎社会下层人士,皆是狼,是虫,是狗,是蜘蛛,是瘌蛤蟆:

肚子饿得像狼,牙齿又尖又快;面无血色,性格软绵绵的像条虫;接受着残羹冷饭的一条肉铺里的狗;像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满是癞蛤蟆的泥塘……

“蜘蛛”是伏脱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象比喻,同处于一个瓶子的蜘蛛为了生存会互相吞噬,而同处于一个社会环境的人为了生存也会如此。当时的法国社会崇尚利己主义原则,主张弱肉强食。

(二)上层社会——高等野兽

巴黎人打天下不是靠天才的光芒,而是靠腐蚀的本领,同样像虫一样腐蚀,不过是衣着精致的高等野兽。

特·鲍赛昂子爵夫人一只小白山羊,是一匹纯血种的马,是被男男女女都当做驿马,被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上便被丢下来。

与高老头相比,作家对鲍塞昂夫人的比喻是褒多于贬,一方面“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或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种矛盾的思想投射在作品中,便有了依恋与抛弃的冲突,怀旧与赶潮的彷徨,欲扶大厦于将倾而又痛感力不从心的这些复杂情感的交织与斗争,由此作家对贵妇人的“偏爱”便可以理解。

高老头的两个女儿,特·雷斯多太太是飞鸟,是蝴蝶,衣裾招展;纽沁根太太是鳗鱼,是身段窈窕的燕子,是狡猾的马……

上层社会的几位女性,她们那丝绒手套下是铁掌,仪态万方之下是动物的本能和自私。她们同样是受压迫型的本体,手到上层男性的压迫,而喻体则是“马”。上层女性和“马”的共性是具有利用价值,二者都受到高级动物的利用、压迫和剥削。在当时的巴黎上流社会,女性只是男人走向成功的一个工具,她们被金钱、地位和爱情所奴役。如拉斯蒂涅将雷斯多太太比喻为马,是因为他企图通过驾驭这匹“马”成功通向上流社会;高老头将女儿们比喻为“狡猾的马”,是因为他后悔当初没有牢牢地驯服和控制住她们。

(三)隐形线索——“消失的猫”

小说行文亦有局部照应,使用的依然是比拟的手法。伏盖太太的猫在小说中贯彻始终,不过读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只猫确切的位置。叙事者的位置和猫在一起,这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叙事者同样处在一个既非内部、也非外部的位置。

伏盖公寓接连发生变故,房间几乎全空了,女仆西尔维慌张地跑来向主人报告:“三天不见米斯蒂格里了(伏盖太太的猫)”,伏盖太太惊慌失措:“啊,好,要是我的猫死了,要是它离开我们,我……”行文中这简短的对话,戏剧性的插曲,看似无意寥寥闲笔写猫,却是写人,似在总括前文中发生的种种变故,又似在点示后面会有更大的悲剧发生——鲍塞昂妇人被逐、高老头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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